阴谋论一直是南亚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暴力极端主义叙事的核心。他们帮助极端主义网络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其成员阐明其意识形态世界观。阴谋论不仅增加了极端主义团体在寻求复杂问题过于简单答案的弱势群体中的吸引力，而且还构建了我们与他们、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近年来，阴谋论在南亚暴力极端主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它不仅仅是构建二元叙事和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答案。阴谋论是南亚暴力事件的煽动者。无论是圣战组织还是无数的印度教或佛教派别，阴谋论都推动了其信徒的暴力行为。
阴谋论在煽动南亚极端主义暴力方面不断演变的作用有三个因素。
首先，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深入渗透，阴谋论已经从政治话语的边缘走向了中心舞台，成为主流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阴谋论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在南亚创造了一个新的极端主义生态系统，阴谋论的角色被重新定义。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阴谋论煽动暴力极端主义的作用不容忽视。除了大流行之外，信息大流行还助长了关于COVID-19起源、封锁和疫苗的阴谋论叙述。
流动性受限迫使人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互联网上，这使他们容易受到阴谋论和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极端主义团体充分利用冠状病毒带来的机会，并在其叙事中加以利用，以实现意识形态的验证。例如，基地组织将新冠疫情称为打击西方的“上帝最小的士兵”，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将其称为“上帝对异教徒发动反对“哈里发国”战争的愤怒”。无论如何，这场流行病在重新界定阴谋论在暴力极端主义背景下的作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它降低了进入暴力极端主义的门槛，使人们接触到新的和新奇的暴力形式。在印度，几个印度教团体将新德里集会者中冠状病毒的第一个主要载体称为“冠状病毒圣战”。
第三，南亚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内部意识形态的演变也为阴谋论在煽动极端主义暴力方面发挥突出作用创造了空间。多种意识形态的扩散以及技术作为招募、沟通、宣传和筹款的主要媒介的更大作用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催生了一种新的阴谋论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重复无法证实的说法比证据更重要。因此，人们在寻找归属感和生活意义的同时，根据个人的不满，在互联网上挑选不同的叙事，从而出现了混合意识形态。
在南亚，圣战组织中最生动和长期存在的阴谋论是关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圣战组织坚持认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接种旨在降低男性生育率，以控制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这些阴谋论在2010年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阿伯塔巴德行动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在行动开始之前，美国在当地医生阿夫里迪(Shakil Afridi)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假的乙型肝炎运动，以收集本·拉登家人的血液样本，进行DNA测试以证实。人们错误地认为阿夫里迪发起了一场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无论如何，在阿伯塔巴德行动之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圣战组织对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行动是由美国资助的，目的是收集有关圣战组织的情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基地组织自己承认，一些圣战组织仍然相信本拉登没有在阿伯塔巴德被击毙。
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边，印度教团体使用了一些阴谋论的概念来为针对印度穆斯林的社区暴力辩护。印度教阴谋中最臭名昭著和最奇怪的是爱和土地圣战。印度的一些邦甚至通过了反对“爱的圣战”的法律。“爱情圣战”的概念指的是一种阴谋，即穆斯林男子与印度教妇女恋爱，并与她们结婚，使她们皈依伊斯兰教。爱圣战阴谋论的兜售者认为，这是穆斯林对印度印度教文明发动的秘密战争的一部分。同样，“土地圣战”指的是穆斯林试图获得印度教的土地，以剥夺他们祖先的财产。
印度教教徒团体中的另一个阴谋论与印度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关。印度教信徒阴谋地认为，印度穆斯林的出生率高于其他宗教团体，其目的是在印度超过印度教徒，以夺回他们失去的统治。他们阴谋地称之为“人口圣战”。
在内战后的斯里兰卡，以及前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下台后的孟加拉国，类似的阴谋论或多或少推动了针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
阴谋论在煽动南亚极端主义暴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令人担忧，长期存在的社区、种族和政治断层线可能加速暴力事件演变为危机和冲突。强有力的事实核查，政府、公民社会和科技/社交媒体公司之间牢固的工作关系，以及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对于在南亚建立防火墙，防范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阴谋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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